理作为宇宙本体，是所以然者，作为人的本体，是所当然者。
但是，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体验型思维终于成为中国传统思维的主流，而墨家所代表的逻辑思维却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趋于消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一个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这里暂不讨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禅宗不仅在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在中国社会广为流行，很多不识字的人也信奉禅宗。正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客观的所以然之理同内在的所当然之理区别开来，所以走上穷理尽性的老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86] 从事于现世人生的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所谓神妙不测、其体廓然（朱熹语）、心体甚大（陆九渊语）、大其心（张载语）、尽其心等等，都是指自我体验的本体之心而言。[62] 万物虽然纷繁杂呈而变化多端，但各有其根，这个根就是静，也就是道。
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种求名求利之情，真正的情应该是顺其自然，不以世俗之情为其情，即无所好，无所恶，而以自然之情为其情，这就是超功利的无情之情。《乐记》固然重视音乐语言的教化作用，但这必须通过内在体验才能和其志。总之，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朱熹说成是哲学上的理念论者——朱熹赋予理以客观的形而上的意义，而这个理是静止的、抽象的、形式的或理念论的。
在朱熹哲学中，由于其形上体系所决定，仁被说成是爱之理而不是爱，但由于爱之理即是心之体，因此，仁又被说成是本心之全德。真理不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而是本体存在的显现，如果说这是一种认识，那只能是存在认知，而不是对象认识。这个心，就是形而下的知觉灵明之心。冯友兰先生曾把朱熹说成是实在论者，把朱熹哲学中的理解释成共相，而把朱熹哲学中的心解释成形而下的知觉认知之心。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代表了朱熹心灵哲学的基本观点。因此，当朱熹提出心无限量、心无内外、心体浑然，无内外动静始终之间[14]的时候，决不是说人心之外别有一个宇宙之心或宇宙本体，而是说，心之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完全合一的，心体之浑然就是天理之本然。
在朱熹看来，心之体用，既可以合说，亦可以分说。[29] 朱熹：《中庸章句》。朱熹提出理的哲学，并不是别立一种境界，而是为了论证诚与仁的境界。问题是，诚虽是心体之本然，却又不是自然现成的，而是潜在的，要使诚的境界实现出来或进入诚的境界，需要心灵的自我反思、自我直觉。
朱熹对此极为重视，也深有体会，因为这是如何实现心灵境界的重要问题。诚者，理之在我者，皆实而无伪，天道之本然也。[10] 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因此，在朱熹哲学中，所谓境界者，心灵之境界，所谓心灵者，有境界之心灵，心灵与境界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才能说明朱熹哲学的本质。
因此，要讨论朱熹的心灵哲学，应当从其他方面入手。理是绝对者，因而具有普遍性，但这绝对者并不是与心相对而言的，更不是离心而存在，它是心的本然之体。
[24] 朱熹：《中庸章句》。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23] 诚作为浑然一理的本体境界，具有明显的主体性特征，成己显然是完成自己的理想人格，实现自己的理想境界，成物则是成就各种事物，是成己的自然结果。这种境界既是存在，又是认识。[11] 可见，心有体用而以体用分性情，这是朱熹心灵哲学的重要内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朱熹哲学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的心灵境界说。这就是说，理不仅是宇宙本体，而且是人的本体，作为人的本体，它是内在于心而存在的，不是外在于心而存在的。这就是必有体而后有用（这一思想为王阳明所接受）。
[18] 朱熹：《朱子语类》卷五。合说即是兼体用而有之的整体的心，亦即心统性情、心兼体用之心。
在朱熹看来，理虽内在于心而为心之全体，但也散在万物，物物各有其理。事实上，朱熹哲学中的理，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即生生之理或生理[25]，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28] 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六。儒家的心灵境界说，至新儒学即理学而达新的高度，进入新的阶段，朱熹哲学便是这一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心体虽是浑然一理的本然存在，但还只是潜在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现实的。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3]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二。
在朱熹看来，方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忠恕、克己、存心养性、尽心知性、穷理尽性等方法，都是实现自我超越所必须的。同时，他又提出向外穷理的方法，作为实现心理合一境界的重要步骤。
如何提高人的心灵境界，也许是当代哲学家们需要认真对待和回答的重大问题之一。朱熹和许多思想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因此，宇宙本体转换为心本体，心之本体即是宇宙本体，不是心外另有一个本体。公心未必是仁，但有了公心，便能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如有私心、私欲，则决不能实现仁的境界。
[6] 朱熹：《朱子语类》卷五。朱熹的心灵哲学，之所以把心分为本体和作用、形上和形下两个层次，正是要解决心灵与境界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心灵的自我超越问题。由此可见，朱熹和儒家的心灵境界说，不仅要实现个人的理想境界，而且要行之于客观世界，完成各种事业，即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所谓认识，是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本体认识或存在认知。
朱熹同所有儒家一样，对宇宙自然界的基本看法是有机论的，不是机械论的。因此，朱熹的真理，从根本上说，不是认识论的，而是本体论、存在论的。
[20] 以理之实而言者，是客观地说，即天道之诚，但决不离心，离了心，更不成其为诚。所谓存在，是天之所以与我的自在而又潜在的本体存在，实际上具有动力和目的意义。
朱熹虽提出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但是并没有对之作出系统分析和论证，没有建立起理的概念系统，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提出理的哲学，是为了说明人的生命意义，即人生境界或心灵境界，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目的。儒家的为己之学，最终都要实现心中之乐，得到一种精神快乐。
